在德国生活，有时候要努力推自己一把，进入“他们”的那个体系，看看社会的齿轮是怎么转动的，“他们”的脑袋是怎么思考的。

　　今年9月，学年的第一个家长会上，我竞选女儿6年级班上的家长代表。其实，没有对手。会议结束，只有三个家长留下来当候选人。刚好是一正一副的家长代表，一个唱票人，以示民主。高年级的家长们对公共事务不再有兴致，意兴阑珊地等待毕业散场。

　　我竞选是为了参加每学年四次的校长见面会，很想知道德国的家长们都在关心什么。如果说在中国社会的共同焦虑是分数和升学，他们的共同焦虑是什么？

　　校长见面会前，代表向家长们收集抱怨和建议。根据事先收集的信息，校长安排相关人员答疑。若和中午伙食有关，食堂负责人就出席解释；若和课后托管班有关，托管班的负责人就会出现；若有新的问题，校长无法马上回答，就会在事后的会议记录里作出回应。其实很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这种见面会更像是家长们的申诉平台。

　　可是, 我是心怀好奇的菜鸟，毕竟第一次在民主国家体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除了出席校长见面会之外，我还用电子邮件随时进行学校和家长们的沟通。圣诞节前，一封邮件不期而至。学校通知，放假后的第一天，六年级的学生参加德语考试。柏林的小升初，只看五年级第二学期和六年级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这个德语考试是最后一场大考，非同小可。家长聊天群开始有人冒泡泡。

　　一个德国爸爸说，“大家是否觉得不妥？放假后第一天考试，是不是很不吉利的安排？”

　　当钢琴家的俄罗斯妈妈干脆发来了完整的陈情信，建议我和校长尽快沟通，推迟考试。她的第一条理由是，学校的安排是违法的。jn江南体育根据法律，公共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是禁止考试的，这样是变相地强制学生在假期学习。

　　为了联合更多的抗议力量，我把这个讨论放在全校范围的家长代表聊天群里。一个在政府工作的家长提供了相关的法律条文，证明法律确实禁止。六年级其他三个班，有一个班愿意共同行动，其他两个班观望。

　　/西班牙的妈妈在圣诞节期间请我和孩子们去她家吃饭，她说我作为家长代表付出的努力，值得一瓶酒/

　　我是最积极的家长代表，连夜写了电邮给校长，抄送给德语老师。次晨，校长回信，同意延后。至于何时考试，圣诞节放假前另行通知。迫不及待地把好消息分享给全校的家长代表群。接下来，只有一个班继续发反对邮件，其他班只想搭便车。

　　圣诞节假期前的最后一刻，校长写信通知，德语考试即将在放假后的第一周，我们班是星期二，其他班则分别是周三和周五。这种安排，看上去像一个精明的阴谋——巧妙地避开法律，又狠狠地打击了最积极反对的班。家长群里有人质问，这看上去像是对我们班的惩罚。

　　为什么四个班不是同一天考试？这对我们班是多不公平！我们如何再信任家长和学校的沟通机制？

　　读到校长邮件十分钟后，我就以家长代表的身份写了邮件给校长，转达了家长的质疑，包括我自己的。甚至写了，假期结束后就自辞家长代表的角色，毕竟我积极地推动了反对声音，却得到了最不利的结果。邮件没得到及时的回复。我心想，校长一定是精心选择了假期最后一刻发通知，就是为了不让家长们再次反对。

　　从圣诞到元旦，我整个假期都隐隐不安，万一校长是一个阴谋家，她向我女儿报复怎么办？会不会在女儿小升初的推荐信上出什么诡计？假期，在朋友家偶然翻到一本星相的书，关于6月19日的解说是，“有强烈的表达愿望，匆促决事，哪怕惹祸”。深深叹了口气，后悔当了这个家长代表。jn江南体育

　　可是，1月9号峰回路转。副校长先给我发了邮件，大概是肯定我的积极努力，然后对我的自辞提出挽留。几个小时后，校长回信，第一句就是，“首先，我非常真诚地道歉。假期前，发完邮件，忙完期末音乐会，我回到家就病了。” 读到这句sincerely apologize，我就原谅她了。她详细地解释，因为德语考试需要两节连在一起的德语课，每个班的课程表不同，只有周一才能凑到4个班都同时有德语课。所以，原来安排了周一考试。

　　最后，德语老师也发来邮件，请我转给家长们，大意是虽然她12月份都在请病假，可是11月份就卓有远见地安排了考试的复习。她认为，孩子们做得很棒，考试不会有问题，请家长们放心。

　　我恪守家长代表的职责，不带情绪地在家长聊天群里转达了校方的解释。有3个人回应了竖拇指。然后，那个聊天群里回归寂静，无人冒泡泡。

　　没人知道真相，或许真相就是目前所呈现的那样。在这种议事规则中，各自在台面上据法说理，至于内心的活动，阴谋与否，无从证实。既然对方说理充分，我就选择继续信任。这场闹剧让我看到了家长代表的力量和角色的意义。

　　C计划思辨阅读课，可以引领孩子从阅读、思辨中逐渐掌握思考工具，拥有思辨能力，让他们能更好应对未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