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英国殖民者回到了新加坡和马来亚，开启了由英殖民政府主导下的去殖民化进程。然而，在这一系列积极而又“正义”的举措背后，英国的策略是扶植并建立一个亲英的精英政权，在制度和法律上沿袭英国殖民体制，在经济和军事上向英国靠拢。另一边，新中国的胜利让英殖民者感到焦虑和担忧。新马拥有数目庞大的华侨华人群体，他们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最易受祖国政治和社会变动而影响。在英殖民政府看来，华文教育和华校是新中国与海外华人保持联系的关键，必须通过行政和财政手段，对华校加以控制、改编，最终达到以英校体制取代华校的目的。当英殖民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对华文教育展开打压时，华校学生坚定地站在一起发起保卫华文教育和民族文化的运动，将反殖抗英的独立运动推向了高潮。1954年，新加坡爆发“五一三”事件，遭遇殖民地警察的，在恶劣的大环境下，华校生意识到必须团结其他族群力量，以文化为切入口，广泛联系马来族群和印度族群的青年，进而推动了以华校为场所的跨民族文化艺术活动。著名新加坡学者詹道玉将这段时间称作是“学校剧运鼎盛时期”与“戏剧艺术提升时期”。

　　一方面，新加坡的华校生从社会主义文艺中汲取灵感，用舞蹈、歌曲、话剧等形式来表达对英殖民主义文化的不满与抗争；另一方面，他们深受万隆会议上提出的亚非拉大团结影响，联合新加坡印度族群、马来族群的青年学生，共同展演各自民族文化，来表达对非黑即白的冷战思维的不满。华校生的文化实践展现了他们对构建一个包容的、多文化多民族共处的独立的马来亚民族国家的想象。

　　二战后，英殖民政府为了在新加坡有序地推动自治进程，控制当地政治发展路径，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教育改革。1947年，立法咨询委员会颁布了“十年教育蓝图”，一改以往对殖民地教育“自由放任”（laisser-faire）的政策。该政策宣布，最适合新加坡多种族多语言的教育是英文教育，各民族语言应为第二母语。政府教育部1950年教育报告强调，“过去两年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迫使我们不得不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必须通过教育把各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效忠导向马来亚，而不是他们的祖国”。1950制定的教育蓝图增补条例计划在5年内新建90所英文学校，宣布用英校的体制来统一管理全部学校，以此来培养一批可以接替英殖民者，且政治上效忠马来亚，并能继续维护英国利益的新加坡政治精英。于是，英殖民政府在行政和财政补助上优待英校，以边缘化华校，最终达到以英校取代华校的目的。这一系列不公平的政策引起了华校生的不满和抗议。1954年，为了挽救民族文化，保卫华文教育，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倡议成立一所以华语为教学语言的高等学府——南洋大学。此后的两年时间内，全华人社会发动集资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持南大。南洋大学的建立，把新马华人紧紧团结在一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华文教育的存续引发的反殖民抗英运动，往往是通过保卫华文教育、支持南大等口号动员起来的。

　　1950年，两所历史悠久的华文中学——华侨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遭遇警方突袭，警方逮捕了几位教员和学生，随后这两所学校也被取消注册准证。华校生提出抗议，要求恢复学校注册，英总督要求改组学校董事会，重新任命教员并对学生行为进行严厉监管。1950年-1951年间，华校中学生自发组织了多次抗议、罢课与罢考来表达不满。然而，政府并没有让步，反而认为华校中学生的多次抗议表明华校生必须得到规训与掌控。1954年5月13日，八所华文初高中（华中、中正、育英、公教加上南洋、中华、南侨、南华等女校）总督请愿，要求把民族教育的权利还给华人，但未见成效，于是中正与华中两所中学共一千余名学生走上街道集体请愿，却受到了警车的，发生了著名的“五一三”件，这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史上无法磨灭的伤痛记忆。

　　“五一三事件”让华校生意识到必须高度团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反殖抗英、保卫华校的。最直接的产物便是成立了“全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然而，“中学联”的成立是充满了曲折的。申请成立该组织的提议曾两次受到殖民政府驳回，华校初高中生多次团结在一起举行罢课行动，通过抗议、谈判与再谈判，取得了其他族群的同情和支持，最终政府迫于公众压力，作出让步，“中学联”于1955年获得政府有条件的（不准涉及政治及劳资纠纷）许可得以成立。“中学联”是一个代表了全体学生愿望、表现其意志的民主机构，倡导基本的人权和自由，促进马来亚实现和平、民主、自由。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一、促进全体中学生在学习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完全统一；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向公众人士取得合作和理解；三、参加‘泛马学生联合会’，打破民族间隔阂，各民族青年学生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为建立马来亚国而努力；四、扫清民族教育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五、殖民主义的黄色文化，发展学术研究和健康的文娱活动。”

　　与此同时，1955年的亚非万隆会议对新马华人的意义非比寻常。首先，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明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海外华人融入在住国。另一方面，亚非会议的核心精神对华校生的反殖独立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印尼总统苏加诺提出了“相互宽容，互不干扰”( “Live and let live”）的原则：“尽管亚洲和非洲的人民有着各自不同的信仰、政治观念和文化，但是我们坚信秉持着互相包容与尊重的信念，我们可以让世界看到所有人所有国家都能在太阳之下享有一席之地，人们可以在保有自身认同的独特性的同时与其他民族和谐共处，互相学习。”这一理念随后演化成为一种“万隆精神”，用来广义地指涉在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独立运动中，各民族人民应摒弃文化差异，团结起来，缔结革命友谊。

　　1956年，“中学联”代表团参加万隆的亚非学生会议时，其团长傅孙明说道：“在过去英国人统治时期，本地的华、英、巫学生很少接触，更何况是亚洲非洲，此次到了万隆必定与各国各民族学生建立真正的友谊”。深受万隆精神的感召，华校生开始跨出华人族群，寻求马来、印度族群和英校生的帮助，形成跨越族群、跨越语言屏障的反殖力量，打破华人群体难以融合、固步自封的形象。

　　在反殖抗英政治社会运动的另一面，是以华校生叙别会和筹募基金义演为场域的各式各样的文娱活动，包括读书小组、歌咏队、戏剧组、合唱队和艺术研究会。这些激昂愤慨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一边讨论着第三世界的反殖动，一边排演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歌曲和民族舞蹈。他们精心筹备华校叙别晚会和游艺晚会，以歌舞和美术展览的形式发出对殖民压迫的抗议。这一独特的文化空间为理解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1950年代开始，新加坡华校生举办的各式各样的文艺晚会如雨后春笋，在反殖抗英的大背景下快速发展。这些文艺晚会的内容包括舞蹈、歌咏、合唱和话剧，是一个综合性的晚会 （图1）。它们由华校学生自发组织，从筹备、彩排、演出到后续纪念刊物出版，都由学生全权负责和组织，其内部工作分工细致，且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体现了学生的基层民主和自治。文艺晚会表面上是为了联络校友情谊，更深层的目的是将处于压迫下的华校学生进一步团结在一起，同时为马来亚青年的跨民族文化交流提供场域。

　　华校文艺晚会在表演内容上争相模仿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活动，尤其以秧歌剧和民族舞蹈最受推崇。新加坡著名舞蹈家吴文国（Goh Boon Kok）曾是华校的参与者，他回忆道：“五十年代的歌舞文艺晚会对我后来的舞蹈生涯产生巨大的影响，我的舞蹈启蒙来源于1954年星洲华文中学毕业班艺术研究会为南洋大学义演表演的《采茶扑蝶》。”这是一个根据中国汉族文化民俗改编的舞蹈，表现了一群采茶姑娘被蝴蝶吸引、丢下茶篮捕捉彩蝶的情景，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淳朴善良、热爱生活。1954年，新加坡中华女子中学叙别晚会上呈现了《采茶舞》（图2）和《采棉舞》（图3），虽然名称做了改动，但是从服装、道具和舞步来看，都和《采茶扑蝶》如出一辙 。另一个广受华校生追捧的舞蹈是根据新中国昆曲改编的《荷花舞》。1955年，南洋女子中学叙别会和福建会馆属下五校（崇福、爱同、道南、光华、南侨）校友会分别表演了《荷花舞》。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舞蹈（《采茶扑蝶》和《荷花舞》）都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获奖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代表作。20世纪50-60年代在国际舞台上展演并获奖的新中国社会主义舞蹈中，有一些包含秧歌元素，却又在美学上进行改编和升华的革命文艺作品，其中便包括了秧歌剧和依据民间文化改编的民族舞。这些文艺作品被赋予了文化外交的使命，在冷战时期成为新中国沟通联系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和非结盟运动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纽带。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及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新中国以文化领导者的姿态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上，《荷花舞》是其中一个保留项目，当时观看表演的便有新加坡“中学联”的代表团。可想而知，对在场的新加坡华校代表团而言，新中国的文化演出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殖民话语下的（指黄色文化）文化模式，并且这种文化形态与他们自身当下的反殖抗英独立斗争是相呼应的。

　　华校生的文艺活动还体现了万隆会议上提出的亚非拉民族团结精神。在1956年的亚非学生会议上，“中学联”首次与其他族群的青年同台表演各自的文化节目，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跨民族的友谊和团结。会议结束后，“中学联”成立的艺术研究会也举办了一场“印度舞蹈欣赏会”。演出筹委会强调，“在今天，马来亚的建国，当然以中、马、印三大民族为主要，马来亚文化也应该由这三大民族的文化来形成。过去的殖民政府的种族政策挑拨了各民族的关系，形成了民族间的仇恨与隔膜，为了使各民族互相了解、互相合作，我们应该发扬各民族本身的传统文化，同时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以充实马来亚民族文化遗产。”例如，晚会上华族女生表演印度的《印达拉舞》 （图4），这是一出取自印度古典神话、宗教色彩浓厚的传统舞蹈。华族学生通过演出，不仅身体力行地学习了印度舞蹈的肢体动作，包括手势、姿态、舞步等，而且了解印度的文化和宗教，跨出了华—印族群文化交流重要的一步。

　　晚会还邀请了印度族群知名的舞蹈家巴斯卡先生及其夫人珊娜小姐，向华校生展演印度民族舞蹈。“印度舞蹈欣赏会”激发了华校生对印度舞蹈好奇心，他们开始频频与巴斯卡先生接触学习印度舞蹈，缔结了华—印两大族群可贵的友谊。1957年，江南体育官方网站巴斯卡先生将新中国拍摄的社会主义新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成印度舞剧，将印度古典舞中的婆罗多舞（Bharatanatyam）与中国的黄梅戏程式相融合，被称为是中国/华人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完美结合 （图5）。

　　新加坡华、巫、印三大族群的跨文化融合也成了艺术家笔下的素材。在一幅题为《学习马来舞》（图6）的炭画中，艺术家谢尚清刻画了一个欢快愉悦的场景。图中一位马来女生正在舞动着身躯，展演马来舞蹈的身段，同时，她回转头向身后一位华族女生欢笑着，嘴角上扬，似乎还在交流着舞步的技法，而身后的华族女生，也面带笑容，做着同马来女生一模一样的姿势。画面的背景是一群华校生，他们快乐地围绕着两位舞者，欢欣地观摩学习。这幅画表现的是华人向马来人学习他们的民族舞蹈，体现了跨越族群的文化交流。

　　画家的灵感极有可能来源于当时非常流行的华校文娱晚会上的跨族群文化表演。据史料记载，当时来自印尼的马来舞名家廖春辉女士受邀前往华侨中学指导华校生学习马来舞蹈。而廖春辉本人的印尼华人身份——既能讲华语又专攻马来、爪哇和其他原住民舞蹈——搭建了华族与马来族的文化桥梁（图7）。

　　直到1959年，李光耀带领的社会主义政党人民行动党（PAP，People Action Party）获得大选最多票数，成立了第一个自治政府，标志着新加坡反殖独立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自治政府的成立大大激发了社会各阶层对多民族多文化的马来亚国家的想象。各式各样的文艺晚会更是成为华校生构建马来亚的文化场域。1959年南洋大学学生会举办了“各民族舞蹈游艺晚会”，表演内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跨民族跨文化特色，例如，节目单中显示歌舞部分包括了马来语“梭罗河之歌”（Bengawan Solo）和“星期日颂”（Hari Minggu），马来舞蹈“亚厘和花蒂玛”，巴斯卡先生表演的印度舞蹈 “Krishan & Hist playmates”，以及新中国的民间舞蹈等（图8）。

　　新加坡的华校生长期以来接受华文教育、深受祖国民族思潮和政治运动影响。他们不仅追随社会主义左翼思想，而且与第三世界、亚非拉联盟的保持联系，因而既有着对马来亚的本土关怀，又具备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视野，为我们理解冷战政治与本土反殖独立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当英殖民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对华文教育展开打压时，华校初高中生站在了反殖抗英的前线。他们通过成立“中学联”将全新加坡华校生团结在一起，与政府发起对抗。“中学联”虽然是一个以华校生为主体、以维护华人文化和教育为宗旨的组织，但是它并不局限于自身民族利益，而是与马来族、印度族和英校生团结起来。他们通过参加亚非学生会议等国际组织，将其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诉诸国际的反殖民力量。

　　从1954年爆发“五一三”事件把学运推向高潮，到1959年李光耀带领下的人民行动党获得大选组成自治政府，新加坡迎来了反殖动的胜利，这段时期里，虽然社会动荡不安，学运工潮接连不断，但正是这样的环境大大推动了以华校为场所的文化艺术活动。如此的艺术成就离不开“中学联”带领下的全体华校初高中生的文艺活动。他们深受国际主义影响，将“万隆精神”展演在跨族群跨文化的文艺晚会上，自下而上地表达了对马来亚国族构建的想象。正如罗兰·布莱克（Roland Bleiker）所述，艺术具有，能够发现被掩盖的东西，寻找新的视角，使事件获得多种解读方式，正因为如此，艺术表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大众心理。华校生的文艺晚会体现了去殖民语境下普罗大众对冷战思维的厌恶。他们的文化展演恰到好处地诠释了主流的、民间的社会思潮，即构建一个多元的、包容的、多民族共处的马来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