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风起云涌的60年代，美国青年无比需要鲍勃·迪伦。与其说他们热衷左翼运动，倒不如说他们只是希望反主流文化，借此重估一切价值。这一切甚至有些无厘头，乃至需要同样我行我素、离经叛道的鲍勃·迪伦来负责纠偏，让一切向真正的理想主义靠近一些。

　　许多年前，我在一栋不新也不旧的教学楼里上课。从教室的窗户望出去，是宏伟的天主教堂。那时天总是很蓝，阳光倾泻下来，洒在教堂的红瓦上。我总是要歪着头，才能见到教堂塔楼上巨大的十字架，因为它太高了——在青岛老城建起那些数十层的大楼之前，它就是这一带的制高点。

　　有时，我到学校比较早，就会趴在窗台上看教堂。它的巨大常让我心生渺小之感，过于机械的学业也让我很难幻想未来。学校的喇叭总在播放各种通知，在夏日午后尤其令人狂躁，但偶尔也会神奇地响起一些旋律，比如《未来的主人翁》。只是，那时的罗大佑总让人听得很累，因为他太喜欢提问。

　　第一次听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扬》时，我已离开那栋教学楼，离开那座城市。我也不再相信罗大佑，因为我知道自己乃至自己这代人，都不会是未来的主人翁。至于罗大佑在歌中的那些提问，似乎从无答案。又过了许多年，当我步入中年，便知人生吊诡之处：你的疑问越来越多，有答案的却越来越少。《答案在风中飘扬》同样也在提问，结果并无不同。

　　我生也晚，未曾经历那个左翼运动席卷全球的60年代。但亦觉得幸运，因为若是身在局中，注定也是时代炮灰。站在当下回望历史，大时代里的幸运儿终究是少数，即使他们揽尽了大多数风光。

　　鲍勃·迪伦当然是幸运儿。1961年，他从明尼苏达大学辍学，开始音乐生涯。1962年发表第一张专辑，“像砂纸一般的嗓音”令人过耳难忘。1963年，他发行专辑“The Freewheel’ Bob Dylan”，成为反战者的灵魂。尤其是那首充满末日情绪的《暴雨将至》，成为古巴核弹危机的代名词，前两年那本描写古巴核弹危机的好书，便以《暴雨将至》为名。

　　1964年，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后，迪伦发行专辑《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即《时代变了》），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宣言之一。

　　那一年的跌宕远不止此。那年冬天，柏克莱学生抗议学校禁止反越战活动的行为，八百余名学生被捕。当时，《时代变了》就是学生们的主题曲，可鲍勃·迪伦本人却选择就此告别革命。

　　也正因此，在许多人看来，他的线年代，或者说停留在前三张专辑，从未带走。这也许是因为他深深知道，那个创作历程不可复制，即使他再骄傲，也需告别自己的神话bobty。他曾说：

　　“要写出这些歌，你必须具有支配精神的力量。我已经做过一次bobty，而一次已经够了。对我来说，我出现在了合适的时间，而且我也非常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假如我现在出道的话，很难想象灵感会从何而来，因为你必须呼吸着合适的空气去发挥创意。”

　　当然，还有《重返61号公路》。我的朋友洪兵老师，刚刚推出译作《鲍勃·迪伦：重返61号公路》，便以《重返61号公路》专辑的歌曲为谱系，串联鲍勃·迪伦在那个时代的生活与音乐，还有他背后的美国社会。

　　61号公路，也被称作“布鲁斯公路”。贯穿美国南北的它，主要沿密西西比河行进。在漫长岁月中，它一直是“在路上”的象征，音乐人们在这条路上穿梭而行，将它写进歌里。

　　鲍勃·迪伦将自己的疑问全部写进了歌中bobty，比如宗教审判、种族对立，还有政治与战争。61号公路不仅仅是歌中故事的最终指向，也是一条人生之路——你必须选择相信自己，才能走下去，才能见到光明与自由，即使，这条路的尽头是一条“荒芜之街”——那是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歌的歌名。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60年代，美国青年无比需要鲍勃·迪伦。与其说他们热衷左翼运动bobty，倒不如说他们只是希望反主流文化，借此重估一切价值。这一切甚至有些无厘头，乃至需要同样我行我素、离经叛道的鲍勃·迪伦来负责纠偏，让一切向真正的理想主义靠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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